2016年10月17日晚，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BASF）總部路德維希港化工園區發生了劇烈爆炸，火災造成2名巴斯夫消防部門的消防員死亡，8人重傷，22人輕傷。爆炸是在巴斯夫員工于管廊內施工時發生的，爆炸引發火災，被燒的管廊中包括含有乙烯和丙烯產品的管道。
消息傳來，中國化工業一片震驚。多年來，巴斯夫始終是全球化工行業安全環保典范，如此規模的事故，且在公司總部發生，在巴斯夫實屬罕見。
小七看來，安全事故是有概率的，說這話當然不是為了給巴斯夫洗地。這次事故當中，有幾個很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1.為什么巴斯夫爆炸了，民眾的反應并不激烈？
2.為什么國內大部分化工企業發生事故后，頻頻爆出各種丑聞？
3.為什么媒體輿論沒有“痛打落水狗”？
開啟上帝視角，看看爆炸事故的背后
就在事發前三天，《財經》記者剛剛參觀采訪了路德維希化工園區，聽巴斯夫高管介紹了其安全至上的理念和公開透明的溝通機制。
巴斯夫隨后實施的應急響應措施也正如介紹所言，在第一時間迅速啟動。而公司對事故信息的公開則更快——早在中國各大網站發布巴斯夫新聞稿之前，《財經》記者就已收到該公司公關負責人對事故發生以及救援進展的通報。
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長李壽生向《財經》記者指出，巴斯夫對事故的應急響應和公共關系處理均值得中國同行借鑒。
近年來，國內一系列煉化廠項目受到當地居民強烈排斥，甚至引發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凸顯出地方政府、石化企業與居民之間缺乏溝通，沒有互信的尷尬現狀。彭州石化、大連PX、寧波PX、廈門PX等鄰避項目紛紛遭遇“民意泥潭”，最終被叫停或重新選址。而天津大爆炸、古雷大爆炸等化工事故更為這種尖銳矛盾火上澆油。
事實上，在上世紀80－90年代，包括巴斯夫在內的德國化工行業也如今日中國般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批評。但通過長期堅持安全環保標準和公開透明的溝通機制，德國化工業最終取得了各利益相關方，甚至全社會的信任。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國內石化行業專家指出，即使像巴斯夫這種全球化工行業安全環保標桿企業也會發生事故，但相比中國石化項目面對的尖銳對立和排斥，德國化工企業避免陷入“民意泥潭”的秘訣就是在各利益相關方之間，建立由企業主導的，公開透明、互利共贏的信任體系。
德國化工企業通過對內和對外兩方面措施構建上述信任體系。以巴斯夫為例，公司對外建立了“社區咨詢委員會”（CAP）和應急響應組成的溝通機制，對內則踐行“攜手共創可持續發展”（TfS）和“責任關懷”（RCGC）以及”德國化工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計劃“（CHEMIE3）等行業自律準則。
中國化工企業在上述兩方面均試圖接軌德國模式，但諸多“中國特色”的障礙卻讓這一過程顯得艱難。
透明建立信任
共16萬人的路德維希港分為10個行政區劃，與該市隔萊茵河相望的曼海姆市有30萬人口。這兩個城市在德國都已經屬于居民密集的城市。
作為世界工廠面積最大的化學產品基地，路德維希港鮮有事故發生。最近一次火災是在11年前的2005年4月，當時因園區安全室中一個氫氣瓶泄漏而發生爆炸，導致安全室內起火，致使兩名園區消防隊員受傷。
上一次致死爆炸事故發生在1998年，有兩名員工在分離罐分離化學物質時發生了爆炸，受致命傷而死亡。死亡人數最多的事故是1921年的大爆炸，導致600人喪生。
此次事故發生時，巴斯夫大中華區前媒體負責人陸斌正在路德維希總部掛職，她向《財經》記者介紹說，“事故發生后，我們每小時發一次更新，并在園區外設立臨時信息帳篷，除了召開新聞發布會，還開通多條居民熱線，在網站和社交媒體向本地媒體發說明。”
第二天早晨6點起，巴斯夫的應急溝通團隊就開始與各路媒體溝通信息，建議附近居民避免室外活動、緊閉門窗。辦公室也有人輪班接電話，回答熱線中的諸多疑問和擔憂。
除了上述應急響應的傳播渠道，巴斯夫還獨有以社區為主的溝通平臺CAP。CAP主要由居住在化工裝置周邊的、具有代表性的個人組成，旨在于工廠管理層與周邊社區居民之間搭建一個開放的對話平臺。
在路德維希做了30多年CAP工作的Michael Mattern在事故發生后始終在一線忙著與社區溝通，他認為與鄰居溝通和開新聞發布會同樣重要，也都要公開透明。并且有些CAP成員已經向他表達了對工廠的同情。
與此同時，遠在中國重慶的蔣勇永也開始緊張忙碌著應急響應工作。身為巴斯夫重慶項目公關高級經理的他，在事故發生后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完全透明地傳遞信息并解答疑問。“我們要主動告訴社區鄰居們和當地政府部門，巴斯夫總部發生了事故以及近況如何，而不是等他們來問。”蔣勇永說。
巴斯夫亞太區兼大中華區總裁柯迪文博士此前也曾向《財經》記者表示，巴斯夫解決鄰避項目社會矛盾的關鍵是通過透明來獲取公眾信任，沒有這點，其他各種努力都是徒勞。
“不管事故大小，居民是否察覺，都公開透明地交流，讓居民隨時知道園區內的事情。保持這種公開透明一段時間后，彼此的信任就會逐漸建立。”他說。
這種透明機制由溝通平臺CAP和應急響應辦法組成。CAP于2000年在路德維希成立，是由社區各界人士自發組成的20人左右的溝通平臺，無任何立法權和管理權，也無議員等政府人士參與。
世界各地巴斯夫的CAP成員一般包括：社區各年齡段居民代表、當地NGO代表、醫療界代表和周邊其他企業代表。
巴斯夫有一套制定好的并且每半年會更新一次的文件。上面有包括政府、社區、媒體、NGO以及員工在內的各利益相關方的名單，一旦巴斯夫分布在全球的任何一個基地發生事故，當地的CAP會立即啟動一套類似的應急響應溝通機制——一方面包括如何處理事故，另一方面包括如何根據影響程度同利益相關方進行溝通。
溝通的原則是信息鏈必須清晰暢通，即：發生突發事故時，負責事故處理的部門必須隨時將信息通報企業傳播部門，傳播部門必須隨時將信息向周邊鄰居和政府以及媒體等公開。上述信息的傳遞必須始終清晰暢通。
中國特色：政府比企業更積極
與國際化工巨頭相比，中國化工行業坐擁全球發展最快的經濟體和全球最大的市場，正處于項目集中上馬的快速發展階段，與公眾的溝通還停留在粗放、無序的階段。
2012年10月，中石化鎮海煉化分公司擬上馬1500萬噸/年煉油和120萬噸/年乙烯一體化的擴建項目，引發附近200名村民到區政府門前抗議，稱項目距離居民社區過近，其中涉及PX項目的部分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
鎮海區政府回應稱項目符合環評要求后，居民強烈不滿，導致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最終迫使寧波市政府作出“堅決不上PX項目”的承諾。
繼2007年廈門PX和2011年大連PX之后，石化項目已經成為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針對對象，反映出公民環境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也反映出企業、政府溝通意識、機制的缺失。
事實上，主管部門對寧波PX項目的環保標準不可謂不高，僅環境質量監測就做了三次。環保部甚至希望鎮海煉化砍掉一些有可能產生污染的裝置。
但由于中國并不具備類似巴斯夫CAP模式的民眾參與平臺，單向刻板的信息發布沒有給民眾公開透明的感覺，導致企業、民眾與政府三方面溝通失效。而沖突和對立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信任。
隨著石化項目面臨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中國的化工企業幾乎都已認識到必須通過溝通和透明來化解矛盾質疑。在與項目周邊社區的溝通上，中石化等國內大型化工企業尚無類似CAP這種專門的溝通機構，但也部分地采用了巴斯夫的一些做法，例如設立熱線，鼓勵周邊居民提供消息、反映情況，有時會把當地政府和居民請來一起開會。
中石化的部分化工廠甚至頗具中國特色地設立了“舉報獎金”——周圍居民如發現安全隱患或者有穿制服的員工違反規定，都可以舉報并獲得獎金。
2013年4月8日，中石化集團青島煉油化工有限公司公示“百萬噸級乙烯項目”環評信息，以征求公眾意見。青島煉化于2008年6月建成投產，總投資126億元，是國內第一個單系列千萬噸級煉油項目。上述百萬噸乙烯項目則是在此基礎上投資建設。
公示之后，青島煉化公司始終在網上和線下與市民保持對話、主動通過官方微博“青島煉化”等渠道回應疑問，并開放廠區供市民參觀。部分民意代表和理性市民也肯定了煉廠的做法，認為體現了誠意。
然而，種種努力均未能阻止“乙烯高致癌”、“青島接盤廈門寧波遺棄項目”等觀點的傳播。
中國石化項目的立項、審批、征求意見和其他溝通均由政府而非企業主導。青島煉化在征求意見時，當地政府仍為企業背書，使有能力解讀該乙烯項目的獨立專家無法發聲，也導致不具備專業知識的民眾不敢相信政府和企業。
為爭取該項目落地青島，當地政府自上世紀90年代便開始努力。某種程度上，政府比企業更希望上這個項目，這也是中國石化企業面臨的“中國特色”。
巴斯夫中國的CAP也同樣認識到了自己面對的獨特情況，即：任何工作都不可能脫離地方政府，否則會惹麻煩。
該公司重慶項目的CAP在建立之初，這種發動社區的工作方式的確引起當地政府一些疑慮，他們擔心萬一企業發動起群眾但最后沒能成功建廠，會造成負面效應。最終巴斯夫打消了政府的疑慮。此后，重慶項目CAP的會議上一般都會邀請當地政府和街道的代表作為觀察員來參加。
企業主導是前提
專家們認為，企業主導是建立有效信任體系的前提。巴斯夫重慶項目即為一例，企業以公開、透明和兼顧各利益相關方為準則，形成了有效的溝通機制，建立了信任體系。
德國化工企業能夠主導信任體系的建立，有其歷史原因。以德國第二大化工園區勒沃庫森園區為例。最早的勒沃庫森化工園區僅有拜耳集團（Bayer）一家企業，園區管理都是拜耳公司負責。過去的20年間，這里從拜耳的單一工廠發展成為一個歐洲化工園區，贏創工業集團（EVONIK）等大企業紛紛入駐。
因此，這一改變不僅僅在名稱，更在內部的結構。對拜耳和周邊居民來說，這里變成歐洲化工園區也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
一個日益發展壯大的化工園區會有產業鏈上的企業不斷入駐。園區會包含煉化、日化、特種化學品等幾個細分行業的企業，這些企業彼此之間大都為上下游關系，有經濟協同性。例如制造石英玻璃會產生鹽溶液，它可以用于電解產品，而電解產品的生產中會產生氫，氫可以再用在石英玻璃的制造中。
勒沃庫森化工園區政府關系與社區溝通負責人Christian Zller向《財經》記者指出，拜耳此前并未計劃將此處發展成為歐洲工業園，而是在全球化過程中逐步發展成眾多企業協同的產業園。因此他們要向鄰居們介紹新進駐的企業、新產品。
“居民們必須理解才能接受，園區還要向政治家們解釋，這些企業的到來能為城市帶來哪些益處，我們（眾多企業）一起能夠成就什么。”Zller說。
勒沃庫森化工園區建成后，負責社區溝通的辦公室不再像拜耳時代一樣設在廠區，而是設在了居民區。Christian Zller每天就到辦公室接待各路對園區感興趣的居民，包括質疑者、好奇者、求職者和尋求支持者，高峰時每天要與80多個人交談溝通。
此外，巴斯夫的路德維希化工園區也和中國石化企業的油田、化工廠一樣，初期建設時周邊一片空白，巴斯夫修建了員工住房，并建立醫院、學校等基礎設施，形成社區，進而擴大為城市，與中國的大慶、東營等城市如出一轍。
因此巴斯夫在路德維希市不僅是一個普通的納稅企業，在社區的深厚根基使它有能力來主導溝通機制乃至信任體系的建立。
從民眾角度看，西歐有200多年工業文化的積淀，園區周邊社區對大工業的外部性有比較成熟的認識和深入的理解。這種積淀已經形成了一種現代工業文化。例如，德國前首相科爾的故鄉就在距離路德維希化工園區幾公里的地方，但他退休之后仍回鄉居住，并不介意緊鄰的化工廠。
而在化工行業，這種現代工業文明的重要基礎就是行業自律，這也是實現企業主導構建信任體系的基石。
行業自律
德國化工企業的行業自律包括國際化工協會聯合會（ICCA）發起的工業倡議——“責任關懷”（RCGC）、德國化工協會倡導的“德國化工產業可持續發展計劃”（CHEMIE3）和“攜手共創可持續發展”（TfS）兩個主要部分。
德國化工行業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也如今日中國般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批評，歷經二三十年努力，和諧共處的生態才得以建立。巴斯夫亞太區兼大中華區總裁柯迪文博士認為，相比其他國際化工巨頭，巴斯夫的秘訣很簡單：安全標準始終如一，而且自己提出的標準自己做到，并且能保持很長時間。
反觀中國，企業和政府制定的安全標準或者排放標準其實比巴斯夫的標準更高。“但如果你要獲得社會的認同，那么你自己制定的標準自己一定要做到。” 柯迪文對《財經》記者說。
他預測，如果中國沿著德國走過的道路發展，那么中國未來對環保的監管以及對化工企業的突擊檢查和檢查出問題后的處理措施都將越來越嚴格。
而中國化工行業顯然正力爭接軌德國道路——眾多中國企業簽署《責任關懷全球憲章》（下稱《憲章》），并申請加入“攜手共創可持續發展”(TfS) 化學行業倡議就是明證。
2014年，國際化工協會聯合會重新修訂《憲章》，強調全球化工企業在維護“責任關懷”理念中的責任和義務，簽署《憲章》的企業不但要在其組織內貫徹“責任關懷”理念，而且要為這一理念在全球的推動發揮引領作用。
2015年9月18日，中石化、中化集團等430家中國石油化工相關單位的負責人在上海簽署《憲章》，敦促各方為達成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等作出承諾。
而TfS是由巴斯夫贏創、漢高等六家化工企業于2011年發起的工業倡議，旨在打造可持續的化工供應鏈，以協調日益復雜的供應鏈管理流程，并增進全球商業合作伙伴之間的對話交流。
目前，已有19家公司加入了該倡議，對供應商實行可持續性評估和審計。贏創工業集團首席采購官及TfS主席Ruediger Eberhard向《財經》記者指出，該倡議活動的核心在于，供應商只需完成一次評估或審計，其審計結果就能被所有組織成員所認可。漢高公司相關人士也認為，對希望與TfS成員公司達成商業合作的供應商來說，他們將從該倡議活動中大大受益。
從拜耳公司中獨立出來的科思創（covestro）同樣看中TfS的價值。公司可持續發展負責人Richard Northcote對《財經》記者表示，可持續發展的三個維度：經濟、生態環境和社會緊密相連，而科思創的供應商不僅僅供應在中國的生產，也供應公司在全球的生產，所以TfS對科思創更加重要。
TfS倡議對供應商的規范力度很強，其規范軌跡呈樹狀向上延伸，即：如果一家企業是TfS成員的設備或原料供應商，那么TfS對這家供應商的供應商也會提出相應要求。因為TfS的目標就是讓整個行業的供應鏈提高可持續性。
但也有專業人士指出，這一樹狀延伸的供應商規范模式在中國很難真正落地。因為這種規范模式不斷延伸，必然會牽涉到有地方政府控股或參股的企業，從而引發地方政府的干預。
對此，上述TfS倡議的發起企業表示，任何一家TfS成員企業和其供應商的關系均完全自主，TfS不做強行要求。只要成員企業愿意，仍可與未達標供應商繼續簽約。
然而，在全球化工企業及供應商均力爭加入TfS之際，拒絕加入和無法達標的企業無疑會被列入黑名單，失去與TfS成員企業做生意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