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供給側改革給安全生產帶來的新機遇

——學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的體會

■黃 毅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清醒分析把握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秉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對今后一個時期的經濟工作作出總體部署，提出許多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其最鮮明的時代特色，就是突出改革創新，從改革的視角分析問題，用改革的思維研究問題，靠改革的路徑解決問題。其最大的亮點，就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總體思路和重點任務，并確定2016年為供給側改革攻堅年。我們要深刻理解供給側改革的重大意義，并把握運用好這一改革給安全生產工作帶來的重大歷史機遇。

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經濟工作的一項重點任務，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第一，供給側改革是經濟領域前所未有的一場重大變革。我國經濟持續下行，表面看是速度問題，根子卻是體制性、結構性問題，暴露了傳統發展方式存在的諸多弊病。如果再延續“高增長、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繼續采取強刺激的手段，勢必帶來更大的產能過剩，經濟有可能陷入更大危機。所以，加快發展動力的轉換，促進經濟“換擋升級”，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道必須跨越的坎，而跨坎的動力之源就是改革。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徹底轉變落后的發展方式，使經濟真正走上質量效益型的發展之路。

第二，供給側改革是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舉措。適應引領新常態不是一句口號，要有真招子、實辦法。長期以來，在高速增長模式下，我們刺激經濟的手段主要側重于需求側管理，強調要素投入，靠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短期效應比較明顯。但是在新常態下，要有長期視野，通過制度創新、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驅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加有效供給，最終也創造了新的需求。市場經濟條件下，供需雙方相互制約，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各有側重。適應引領新常態，就要注重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

第三，供給側改革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提出供給側改革本身就是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突破了原有的思維定式，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供給側管理，也不是就供給講供給，就市場講市場，更有別于西方經濟學供給學派的理論觀點，是建立在科學分析把握新常態下經濟運行規律特點基礎上的重大創新，是方法論與實踐論的有機統一，其目的就是為了更好發揮“兩只手”的作用，促進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縱觀我國安全生產總體狀況，經過長期努力，雖呈現穩定好轉的發展態勢，但重特大事故仍時有發生，形勢依然嚴峻。這里有主觀努力不夠、主體責任不落實、監管不到位等問題，但制約安全生產的深層次矛盾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主要是供給側出了問題。

第一，落后的經濟發展方式加大了安全生產的壓力。我國長期以來保持的經濟高增長，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和積累換來的，我們生產占世界10%的GDP，卻消耗了占世界一半的煤炭、鋼鐵和建材。這種粗放的發展方式，拉動了社會不合理的需求，不僅造成能源、原材料等基礎產業持續緊張，超強度開采、超能力生產、超負荷運輸，由此導致的事故時有發生，也造成煤炭、鋼鐵和建材產能的嚴重過剩。

第二，產業結構不合理加大了事故風險。長期的低水平重復建設，使得高危企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過大，且安全基礎薄弱。全國小煤礦、小礦山、小化工當中，不具備安全保障能力的分別占60%、90%和82%。沒有護欄的急彎陡坡、臨水臨崖等危險路段7.5萬處、6.5萬公里。全國每年有2.5億噸危化品通過公路運輸，南來北往、東拉西運。全國12萬公里油氣輸送管道，一半以上運行20年，跑冒滴漏時有發生，非法占壓、安全距離不夠、交叉穿越等重大隱患近7000項。全國“多合一”等火災隱患300余萬處。

第三，產業隊伍結構發生變化，素質參差不齊。隨著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城鎮，進入產業隊伍，我國傳統產業大軍的結構素質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但是目前沒有形成把農民工轉化成合格產業工人的培訓機制和勞動力供給機制。全國800萬名礦工、4500萬名建筑工人和煙花爆竹等高危行業從業人員中80%以上為農民工，其中70%以上未接受過正規安全培訓，工作中違章指揮、違規作業、違犯勞動紀律的現象屢禁不止，成為導致事故多發的重要原因。

供給側改革劍指以上這些深層次問題，通過“去產能”，化解產能過剩，實現供需平衡；通過關閉破產、資產重組，淘汰“僵尸企業”；通過要素升級，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優化。這些都將為安全生產工作創造有利條件。可以說，供給側改革，是安全生產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

我們要深刻認識和把握供給側改革給安全生產工作帶來的新機遇，自覺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進安全生產工作的改革創新，促進安全生產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第一，要強化市場準入的安全標準。供給側改革從政策角度說，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所以，政府要盡量減少各種行政審批，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為企業發展創造寬松的外部環境。但是，減少行政審批并不等于放任不管，降低門檻并不等于降低安全標準。要在下放和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的同時，認真研究如何強化市場準入的安全標準，防止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的企業進入市場；研究如何加強安全生產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監管，把各類事故消滅在萌芽狀態，做到防患于未然；研究如何加大安全生產考核權重，實行重大事故和重大風險“一票否決”，建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

第二，推動企業夯實安全基礎管理。供給側改革奉行“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法則，這就為市場微觀主體的再造，創造了必要的環境。要抓住“去產能”和資產重組的有利時機，堅決淘汰那些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生產經營單位。同時引導各類企業落實《安全生產法》所規定的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健全完善以責任制為核心的內部管理制度，堵塞各種漏洞，補齊安全短板，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基礎管理到位、安全培訓到位、應急救援到位。推進企業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和標準化建設，建立起自我約束、持續改進的安全生產長效機制。

第三，加強安全保障能力的基礎建設。供給側改革將貫穿“十三五”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我們要借勢而為，把安全生產基礎建設搞扎實。要在“十二五”實施安全生產“九大工程”的基礎上，繼續落實資金、項目，推進煤礦安全保障能力提升、道路交通生命保障、隱患排查治理、職業危害防治、應急救援能力、科技研發推廣、安全文化示范和監管監察能力等重點工程建設，進一步提升安全保障水平。要加快實施“科技強安”戰略，在防范煤礦瓦斯事故、危化品運輸存放、密閉空間中毒窒息、隧道施工坍塌、管道泄漏爆炸、公眾場所火災等方面，發布強制性安全技術措施，建立隱患排查治理體系。采用高科技、大數據等手段，健全監測監控、預報預警和快速反應系統，提高風險預控與處置能力。

第四，加快安全監管工作的改革創新。要以供給側改革為契機，切實轉變安全監管工作思路。從思想理念上，要確立全面小康社會首先是安全保障型社會，必須堅持安全發展，強化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的意識；從工作目標上，要把確保公眾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人民平安幸福作為奮斗目標，到2020年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步，實現安全形勢的根本好轉；從監管范圍上，要在繼續強化重點行業領域安全監管的同時，逐步向涉及公眾安全的領域和職業健康擴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安全發展的新期待；從方法手段上，要強化法治思維和風險預控管理，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走社會化、法治化、精細化管理的新路子；從體制機制上，要加強黨對安全生產工作的領導，逐步形成“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齊抓共管、失職追責”的領導工作格局。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